在《白话》开篇词的最后，我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叫“活”？不知道有多少人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说来惭愧，虽然我在1977年就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于来年2月进入安徽农学院做学生开始，基本上一直以植物研究为自己的工作。可是直到2012年，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什么叫‘活’”这个问题。
在字典、词典中，“生”（或者“活”）与“死”之间形成了循环定义。
让我意识到这个思维盲区的契机，是我的同事王世强教授希望在他主持多年的《生理学》课程中增加一点植物的内容，帮助学生们意识到“生理学”所要揭示的规律——不只是动物特有的规律，而是还应该包括植物在内的多细胞生物共有的规律。
虽然我在读本科时最喜欢的课就是《植物生理学》，后来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专业也都是植物生理学中的发育部分。但直到接受王世强老师邀请参与他的《生理学》课程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虽然很熟悉“植物生理学”这们学科所涵盖的内容是什么，却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生理”两个字本身的含义是什么，尤其是没有去追问过生理学定义——“一个研究生物功能的学科”中，生物的“生”字的含义是什么。换句话说，在提到“生物”时，我没有去追问过什么叫“生”？或者说，当说“生物”是“活”的时，也没有去追问过什么叫“活”。
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我去查阅了不同的中英文字典和词典，意外地发现，在这些字典和词典中，“生”或者“活”的词义，都是作为“死”的反义词，两者相互定义的。这下就麻烦了，要问“生”或者“活”是什么意思，就得先问“死”是什么意思，反之亦然。结果是“生”（或者“活”）与“死”之间形成了循环定义（图1）。
“生”（或者“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好像是与生俱来（这里就避不开一个“生”字了），而且是须臾不可离开的。可是从大家可以查到的词典上，对什么叫“生”（或者“活”），却要靠“死”来定义。当然，“死”虽然听起来可怕，但好像也是每一个人一生迟早要面对的一个结局。
在遇到史寒朵同学提出怎么判断一个植物“死”的问题之前，我还真没有认真想过怎么判断一个植物的“死”。
有趣的是，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是不是“活”着，好像可以自己说了算，可是一个人是不是“死”了，常常就不是自己可以说了算的。大多数情况下得是医院的医生说了算。可是医生们凭什么来断定一个人究竟怎样才算“死”了呢？曾经是根据有没有呼吸，后来又是有没有心跳，现在一般看脑电波有没有起伏。但是，我们知道，在现代医学范围内，一个被医生判定为“死亡”的人，身上的器官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可以被取下移植到其他人的身上正常工作。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死”人身上的器官、组织、细胞在那个时间段中不还是“活”的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一个人“死”了，所指的是一个人的整体，还是指他的全部构成组分？在构成组分还“活”着的情况下，把一个人的整体称为“死”了，这个“死”所指的究竟是什么？
这里需要向大家讲一个例子。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植物学研究者就成功实现了用大家吃的胡萝卜中的细胞，通过培养形成一个完整的植株。近年在生物医学界，研究者也可以用动物皮肤细胞或者其他的细胞，培养成他们所需要的细胞类型、甚至完整的胚胎。从这个意义上，“死”人身上的那些可以移植的“活”的细胞如果通过培养而成为一个新的个体，那么我们该认为那个“死”去的人究竟是死了，还是没有死呢？如果无法判断那个人是不是“死”了，如果从上面有关“死”和“活”循环定义的情况来看，我们该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在“活”呢？
更有甚者，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有一个观点，每个生物体不过是基因的载体，是基因保留和扩增自己的工具。虽然现代生物学的技术还不足以让人们单纯从一个人的基因来从新构建一个个体，但把一个人的基因保存几十年不是问题。如果哪一天，我们可以单纯从基因而构建个体，那么按照道金斯的观点，人不就可以永生了吗——基因一直都在。如果是这样，根据前面所说有关“生”或“活”的循环定义。没有了“死”，我们又该如何来定义“什么叫‘活’”呢？
维特根斯坦有关死亡的话：死亡并非生命中的一个事件（Death is not an event in life）。这个说法倒是打破了这一“循环定义”，但仍没有回答“死”或者“活”各自究竟是什么。
其实，在参加王世强老师的《生理学》课之前，我还有一个机会面对什么是“死”的问题。2010年，一位选修我《植物特有生命现象》课程的北大物理学院本科生史寒朵同学在听过我讲“植物发育单位”概念之后，问了一个问题：怎么判断一个植物“死”了呢？在听到她的问题之前，我对植物发育的思考主要希望回答一个问题，即如果植物生活周期以合子（受精卵）为起点，它的终点在哪里。这个问题在读博士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的导师。他的答案是，植物生活周期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这个回答的依据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植物细胞通过组织培养可以形成完整的植株。因此，从形成一个植株的角度讲，在植株生长的任何时间点上，在任何部位取出活细胞（又涉及“活”的问题），都可以培养出一个完整的植株。
后来，我向遇到过的多位国内外顶级植物学家也同样问过，“植物生活周期的起点和终点是什么”。他们的回答要么和我的导师类似，要么说植物生活周期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但是，后者显然是错的。因为如果没有终点的话，植物的下一代的合子从哪里来呢？
我们经常并不清楚我们在说的是什么。这在很多情况下不影响我们的吃喝拉撒睡，也不影响我们谈情说爱、传宗接代……
虽然从前辈和权威那里并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回答，通过做博士后期间的一个研究课题，我终于意识到植物生活周期的起点是合子，而终点是配子，即精细胞和卵细胞。相应于这个结论，一棵植株不是相应于一个人或者一只猫的个体，而是一个相应于一丛珊瑚的聚合体。但是，在遇到史寒朵同学提出怎么判断一个植物“死”的问题之前，我还真没有认真想过怎么判断一个植物的“死”。她的问题让我开始关注怎么判断植物“死”的问题。一次偶然在检索文献时，发现一个专门讨论植物死亡的网站中，引用了一句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有关死亡的话：死亡并非生命中的一个事件（Death is not an event in life）。这个说法倒是打破了字典和词典中“生”（或者“活”）与“死”之间的循环定义。但仍没有回答“死”或者“活”各自究竟是什么。
考虑到专栏的篇幅问题，我对“什么是‘活’”这个问题的回答要等到下一篇了。这次的故事是希望以我自身的经历告诉大家，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脱口而出的概念，其实并没有经过我们认真的思考，因此也就没有真正的理解其含义。换句话说，我们经常并不清楚我们在说的是什么。这在很多情况下不影响我们的吃喝拉撒睡，也不影响我们谈情说爱、传宗接代，甚至不影响我们在现代社会遵章守纪地做一个好员工、做一个好公民。可是，一旦我们不仅希望知其然，还希望知其所以然，遇事要问一个“为什么”的时候，了解自己在说的是什么，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就我们现在的话题而言，不了解“什么叫‘活’”完全不影响我们活着——毕竟，我们的“活”不是由“什么叫‘活’”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的。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活”着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但要理解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会走到今天，我们在生活中怎么做出选择才既对自己有利又对社会有利……恐怕还真得从“什么叫‘活’”这个问题的探索开始，也就是要上溯到10的9次方年的时间尺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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