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构成我们所处现实的概念被一个截然不同、互不通约的世界观所取代，所谓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就发生了。

本期Noema杂志的主题，我们在2024年初就想好了。那时，我们设想了这样一种时代的转向——“全球化”范式下，市场、贸易、科技的跨域交流将转化为“行星性”（the Planetary）的格局。这会让我们意识到，人类文明其实与地球系统的生态是彼此渗透、缠绕的。

这种更深层次的理解得以实现，有赖由卫星、传感器、云计算共同构成的技术外骨骼的出现。它不仅拓展了人类理解世界的维度，还重新定位了我们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人类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有机体的一部分，而有机体所包含的多元智能都在谋求一种可持续的平衡（sustainable equilibrium）。

行星级的运算能力让我们得以首次揭示出一个事实：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失衡后果。这项能力预示着一种演化的可能性，人类智能、机器智能和地球智能，或许有一天会融合成一种修复和维系生态平衡的行星智慧。

我们在Noema中经常表达，此种观念转向必然牵涉在地缘政治维度上对实在论的重新定义。这种新的境况不再呼吁我们通过遵循旧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模式来保护各个民族国家自身的利益，而是呼唤我们去关注“盖娅政治”（Gaiapolitik），其目标在于为所有生命保障一个宜居的生态圈层。

虽然行星实在论具有逻辑上的说服力，但是当下的范式转换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近几十年形成的全球互联并没有发展为更成熟的行星格局，反而破碎又重组成为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比全球化开始之前的状态更偏向主权主义。

简言之，主导当下世界的政治气氛与迫切需要实现的行星性主张背道而驰。即便这一提议的现实性不受影响，在目前情况下，冲突仍会掩盖和阻碍“行星性”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自觉组织原则。

自由普世主义最后的叹息

我们当下看到的范式转变不仅标志着背离行星性的发展趋势，还预示着1945年以来战后世界秩序主导哲学思想——自由普世主义（Liberal Universalism）的最后一声叹息。

美国强权承诺和维护了数十年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如今一切都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因为秩序的建立者公然背弃了秩序存在的条件和前提。

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他的盟友执政期间，四处宣示主权至上的自我利益，丝毫不受涉及他国利益的规则所约束。

关税壁垒、全面贸易战和同盟的解体正在取代全球商业网络的扩张、西方世界的连结和文化间的交融——这些曾是不久前时代的特征。既有的秩序正在进一步崩溃瓦解，特朗普团队公开谋划“德奥合并”式的构想，盘算着将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甚至加拿大等他国领土纳入自己国家的掌控范围。与此同时，俄罗斯武力夺取乌克兰的血腥行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贪婪的占领，他们却视而不见。

正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本期Noema杂志中评论的一样，这些变化预示着我们的世界正在回归类似19世纪的状态，彼时强国划分着各自的势力范围。

构成新世界格局的主要强国将是中国和俄罗斯，另外还有美国和印度。至于欧洲是否会落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取决于它能否维系自身作为一个大陆整体的独立性——在美国转向修正主义、西方逐渐分裂时，找到自己不同的身份定位。

既然未来似乎正带着我们回到19世纪，我们也就无法说自己处在一个“未知领域”。正相反，我们曾走过这条路，知道这一切如何将人类引向了世界大战。虽然现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有许多众所周知的弊端，但它建立的初衷正是为了阻止我们重蹈覆辙。

家庭、信仰与国家的“强神”如何挑战开放社会

在美国国内（西方其他地区也渐渐如此），家庭、信仰和国家的“强神”（Strong Gods）正在击溃开放社会的文化自由主义情绪。

如果我们无法就什么是“良好生活”（the good life）达成共识，文化就会被政治左右。亚历山大·勒菲弗（Alexandre Lefebvre）在本期Noema杂志中提出，谁有权定义“良好生活”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最核心的政治议题。与俄罗斯、伊朗或土耳其的情况相似，西方的执政者越来越寻求把自己愿景的道德实体强加在国家治理上，以此替代自由主义政体所奉行的中立程序主义（neutral proceduralism）。后者至少在理论上提倡一视同仁拥抱所有价值的多元性。

在势力渐长的传统主义者看来，基于权利的自由主义实际上赋予了国家一种相悖的道德实体。其基础正是自由主义自身所倡导、滋养和维护的一种放任式的敞开。自由主义误认为自身具有普适性——相信对于“良好生活”只可能存在一种共识。实际上，一些人把宣告自己的性别身份当作追求自我实现的积极自由，而另一些人则会将它看作传统基督教道德的腐败。

勒菲弗和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的观点相似。他提出，未来的自由主义很可能需要一种以宪法为基础、协调各自治管辖区的“共存之道”（modus vivendi），作为多元社会维系内部和平的方式之一。

令人震惊的是，在特朗普动荡的统治下，当初选出他的美国如此迅速倒向了非自由民主。特朗普团队全力打击政敌，斥大学为“敌人”，破坏行政体系与气候政策，贬损司法系统，大行裙带腐败。更有甚者，特朗普打着奥威尔式的言论自由旗号，坚持实行全体意识形态的一致，从大学生到商业律所都是如此。

将民主的观念完全寄托于选举结果导致了这种反自由主义，因为这表示服从大多数就足以赋予决策合法性。然而，美国的国父们早就预见，多数人的意志无法包容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利益，国家必须平等保护所有人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宪法原则能够成为自由政体的根基。

在宪法理论中，施加限制和约束，也就是行使“消极”权力，实际上阻止了多数人构成绝对统治。消极权力构成宪法，“积极”权力构成政府。一个指向行动的力量，另一个指向修正或终止行动的力量。两者结合构成宪政政府。

正是这项治理原则让美国成为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提议所带来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这场自称代表多数人意志的运动，拒绝接受一切对自身权力的制约，把权力制衡视作旧体制精英将大众踩在脚下的伎俩。

尼尔·弗格森为Noema杂志撰文，这位历史学家提醒我们：“历史总是不希望任何共和国存续超过250年。当共和国进入共和阶段的晚期，帝国的局限性也会日渐明显。”

“超越人类”智能的前景

文化战争日益政治化，地缘政治经济持续动荡。一场影响类似行星意识的范式转换正在发生，人之为人的根本也会重新得到界定。

在整个科学领域，我们开始意识到，“计算”的自组织原则可以成为所有新生智能形式的构件。这点对原始细胞和生成式人工智能都适用。其发展过程包括从环境中学习和搜集信息，通过“复制和粘贴”代码共享功能指令，从而使有机体成长、繁衍和维系自身的存在。

在本期杂志中，谷歌公司的布莱斯·阿圭拉·伊·阿卡斯（Blaise Agüera y Arcas）和詹姆斯·马尼卡（James Manyika）写道：“早在我们建造第一台‘人工电脑’前，计算就已经在自然中存在了……理解作为自然现象的计算原理能够帮助我们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除了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其中还涉及物理学和生物学。”

他们指出，半个世纪多以前，前沿计算机科学家就有预感，有机和无机的智能体遵循着同样的发展规则。作者写道：“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意识到一个复杂有机体要实现自我复制，就必须拥有一套自我建构的指令和一台能读取并执行指令的机器。”运行自然界中“通用构造器”（即生命）的技术条件是DNA带状指令。“这完全可以对应运行最早的计算机所需满足的技术条件。”

“生命和计算相似”，他们继续写道，“因为生命在时间中的存在取决于成长、疗愈和繁衍。为了支持这些关键功能的运行，计算本身必须演化。”

他们相信，理解和学习我们与自然计算之间的联系，可以让人工智能在模仿神经计算、预测智能、通用智能，最终迈向集体智慧的过程中变得“像人脑一样”。“人脑、AI智能体和我们的社会都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提升自身能力。然而，仅仅拥有有规模是远不够的。智能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它的成长依赖众多智能体的劳动协作和分工。”

简言之，技术哲学家托比·李思（Tobias Rees）在本期中主张，计算的演化将走向人类与机器的共生，而这会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之为人的根本。有史以来，一种“超越人类”（more than human）的智能第一次在我们星球上出现。

所有冲突悖论与复杂思潮共同构成了我们正在经历的深刻范式转换，它标志着“剧变时代”（the Age of Upheaval）已经到来——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这样描述。

乌兰托雅译。Noema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