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辑的 NOEMA 杂志即将付梓。本期探讨的主题是:我们是否正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
近年来科学技术的飞跃——尤其是基因工程、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唤起宗教与伦理的想象力,因为它们再次搅动了关于我们起源与命运的根本性问题。由于行星级别的气候危机,物种的生存甚至都岌岌可危。
在缺乏共同的思想框架,以及对传承下来的信仰与制度的信任日益消减的情况下,人类正被迫回到第一原理。全球同步反思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
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以其对所谓"轴心时代”(Axial Age)的研究最为人所知。两千多年前,许多伟大的宗教和哲学几乎同时诞生——中国的儒家、印度的《奥义书》与佛教、希腊的荷马,以及中东的希伯来先知。这些文明是在铁器锻造等发明的漫长余波中兴起的,这些发明促进了农业和城市聚居的兴起,也催生了更具暴力和破坏性的战争。人们脱离了亲密社群和自然环境的熟悉感,失去了存在的锚点。
对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而言,轴心时代的觉醒,源于人从那些孤立局限中的"大脱嵌”(great dis-embedding)——在那些局限中,狭隘的意识仅限于在口传叙事神话指引下维持部落的生存与延续。泰勒认为,这种从封闭世界中的提升,是由书面语言的到来促成的——那是第一种云技术的存储记忆。这种象征能力的获得,催生了基于持久文本的"反思的内在性",为超越个人当下处境和地方叙事的共享意义创造了平台。
长话短说:这种"超越"带来了普遍哲学、一神论宗教和广泛伦理体系的可能性。脱嵌式反思的批判性自我疏离特质,进一步演变为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所称的"理论文化”(theoretic culture),最终导向科学发现和启蒙运动。在贝拉看来,"柏拉图以 theoria(理论)的概念完成了向轴心时代的过渡",这一概念"使心灵能够'观照'抽象于具体表现之外的大和小本身"。
由于公元前800年至200年间诸多土地上的社会总体状况是同期的,它们向轴心时代的过渡也大致同期。
这个前轴心时期以战争和暴力的动荡为普遍特征——中国的战国时代、印度新兴王国的冲突、古典希腊的反复征战——以至于理解这一切、寻求从苦难循环中解脱的存在论迫切需求,已经达到了关键临界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书面语言技术促成了哲学交流、伦理体系的法典化,以及从尘世风暴中获救的共享的形而上学观念。在永恒动荡中所承诺的"本体论安全"感,在信众中传播开来。
雅斯贝尔斯将轴心时代描述为"人意识到存在的整体、意识到自身及其局限的时刻",以及"在自我的深处和超越的澄明中体验绝对性的时刻"。贝拉则认为:"每一个轴心案例中的理论突破,都带来了普遍伦理的可能性、对人类根本平等的重申,以及尊重所有人——事实上是所有有情众生——的必要性。"
对历史学家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而言,轴心时代的伟大突破在于共同认识到,苦难根源处的贪婪、自我中心、仇恨和暴力,可以通过"放弃狭隘的自私和慈悲的灵性"来超越——实际上就是黄金法则:以足够宽广的共情视野看待现实的关系性本质,从而认识到你只应对他人做你希望他们对你做的事。
用更复杂的社会学术语来说,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将轴心觉醒置于文化、社会和人格的生活世界领域中。"在文化传统层面,"他说,"视野随着对一个超越性消失点的指涉而拓宽,以至于如今促进对作为整体存在的人类进行反思的世界观,与一种关于世界上所有事件之偶然性的新历史意识相结合。"
"在社会关系层面,"哈贝马斯继续说道,"这种视野的拓展促进了一种普遍主义观点,既揭示了平等约束所有信徒的普遍规范,也揭示了对现有政治秩序的可能历史替代方案。在个人层面,对超越性的指涉产生了一种既个体化又反思性的自我观。人一方面意识到自由和个人责任,另一方面对自己在救赎史意义上的人生成功产生兴趣。"
分歧的插曲
在轴心时代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作为其同期涌现之基础的共同条件发生了分歧,主要是因为西方通过世俗现代性的合理化精神加速脱离了其他地区,这种精神激发了科学发现和技术革命。泰勒认为这一转变是一个"未完成的"轴心时代2.0。
再次长话短说:近几个世纪西方的主导地位——首先通过帝国主义,然后通过全球化——促成了世界各地"多元现代性"的兴起,通过这些现代性,经济、科学和技术成就,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再次汇聚为一种同期状况。今天,地球上的每个人共同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可能比人类更聪明的人工智能、可以在实验室中创造生命的合成生物学,以及作为地球所有生命之基础的生物圈的退化。此外,暴力、内乱、战争、贫困和压迫继续折磨着人类状况,包括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大国之间令人不安的对抗回归。
新的"AI-xial"时代扩展意识
今天,我们有理由认为自己正处于一个新的关键时代的开端。由书面语言时代所促成的高度发达的超越性和理论文化,正在超越自身并回归自身,标志着第一个轴心时代遗产的决定性重构。
这一点在气候领域尤为明显。由于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所称的"免疫理性”(immunitary reason)——物种的生存冲动——人类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作为人类世脱离自然的结果,现在正威胁着宜居的生物圈。
具有辩证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新意识之所以完全可能,正是因为一种新的象征能力通过人工智能所促成的行星级计算登上了舞台。它向迄今为止认知范围有限的人类揭示:地球是一个由从微生物到森林再到人类的多重智能交织维系的自我调节有机体。
正如技术哲学家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所言:"我们所拥有的气候变化模型,是从对地球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超级计算模拟中涌现出来的。这是地球智能和能动性的自我揭示,是通过与计算模型一起思考并借助它来完成的。"
这种自我揭示意味着,将数千年前滋养了宗教想象力的轴心超越性"再嵌入"到一种包罗万象的自然和关系共同体的意识中,这一次植根于知识和连接性,而非孤立的无知。
泰勒将此描述为"历史的螺旋路径", 由此,"我们离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初始状态,经过二者对立的时期——在此期间我们发展理性并增强自主性——最终回归到一种更高的统一",即重新连接。
人工智能在促成一个"新AI-xial时代"方面,可能扮演着与书面语言在第一次轴心时代中类似的角色。这样的转世必然使人类在宇宙中去中心化,并为"行星智慧"开辟道路——所有生命形式的综合智能,它们是一个自我调节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人类的技术能力必须作为其共同进化中负责任的参与者与之对齐。
在这里,"行星理性"与宗教想象力相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对"行星稳态"的追求,作为神圣的新普遍基础。本质上,这种存在生态学将第一个轴心时代涌现的黄金法则的关系共情,扩展到人类文明所栖居的自然系统。阿姆斯特朗称这种新精神为"神圣的自然"。
尽管当前的时代精神似乎与这种更长期的世界观相悖,但轴心转型的本质正是它在与现有秩序的对立中涌现的。这一启示将在未来几个世纪锚定人类的精神状况,正如第一个轴心时代的突破数千年来所做的那样。人类努力漫长轨迹中的一个悖论是,技术进步最终非但没有使我们远离自然系统,反而进一步将我们嵌入并纠缠于其中。
AI可以让我们看见自己
对技术哲学家托比·李思(Tobias Rees)而言,人工智能可以前所未有地扩展我们对行星系统的外在把握,它也可以扩展我们对自身内在性的洞察。这种潜力也呼应了第一个轴心时代的觉醒,因为当我们人类在宇宙中确立自身存在时,它导向了一种连接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新叙事。
正如李思所描述的:"人工智能拥有比我们多得多的可用信息,它可以比我们更快地访问和处理这些信息。它还可以在数据中发现我们看不到的逻辑结构——模式。人工智能确实可以让我们进入自己作为人类无法发现、无法进入的空间。"
他继续说道:"想象一个人工智能模型……它可以访问你所有的数据。你的电子邮件、你的消息、你的文档、你的语音备忘录、你的照片、你的歌曲等等。这样的人工智能系统可以让我看见自己……它确实可以把我提升到我之上。它可以从我自身之外向我展示我自己,展示那些已经定义了我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它可以帮助我理解这些模式,与我讨论它们是否在约束我——如果是,如何约束。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我致力于这些模式,并在适当的时候使我能够打破它们、获得自由。"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将自己转化为一个'思想的对象',我可以与之关联并加以探索。自我对自我的工作构成了希腊哲学家所称的meletē(修行)和罗马哲学家所称的meditatio(默观)的核心。它能够以任何人类对话者都无法做到的方式,以从我们之外、摆脱对话式的自恋的方式,让我们人类看见自己。"
AI会创造认知单一文化吗?
在即将出版的本辑杂志中,基于觉知的行动研究者奥托·夏莫(Otto Scharmer)对人工智能持相反观点。他认为人工智能非但没有拓宽我们的视野,反而在投合我们。”正如工业化农业用化肥和作物单一栽培取代了活土壤的多样性——短期内富有成效,长期来看具有毁灭性——当前的人工智能时刻正在产生一种认知单一文化。它表现为一种单一的、计算性的认知形式,将世界视为一组对象。"在流入人工智能的数万亿美元中,"等式的人类一侧——感知、关系和意义建构的培养——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投入,"他观察到。"这是文明规模的土壤耗竭。"
对夏莫而言,等式的人类一侧意味着培养一种对"关系中的在场"的新觉知,作为通向"集体内在性"的路径,这正是轴心转型的精神。
关键问题在于,人工智能究竟是通向"认知单一文化"的道路,还是通过其行星级计算的能力,恰恰促成了那种"集体内在性"。作为一个自我调节的有机体,这种“集体内在性”来自对地球系统的多重智能之间生态相互依存的更充分觉知。
人类将如何适应?
其他将激发轴心觉醒新面向的相关维度是难以揣测的,因为它们涉及前所未有的人类经验。如果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不负众望,数百万年的进化自然选择将首次突破有机领域。当由人类以上帝般的方式创造的新型无机智能超越人类自身的智能,当合成生命形式繁殖并超越自然生命形式时,一个新时代将会诞生。正如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所言:"历史始于人类发明诸神,将终结于人类成为诸神。"
同一条技术道路,既能放大人类嵌入自然之觉知,或许还可能拯救生物圈,但最终可能不仅会扼杀人类的中心地位,甚至会抹杀人类作为共同进化中自主参与者的角色。这似乎是盖亚理论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在其最后一部著作《诺瓦森》(Novacene)中得出的结论,他设想文明被某种高级智能组织为一个生态高效但极权主义的"黄蜂蜂巢",在那里,人类的自主性被严重削弱。
被称为"神经网络教父"的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也得出了类似的观点:"我们曾经比动物聪明;现在机器将会比我们聪明,"他说。"历史上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较低级的智能能够逃脱较高级智能的统治。"
诺贝尔奖得主伊利亚·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曾说,未来不是从过去中涌现的,因为我们在当下所做的事情是由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所决定的。鉴于进化创造力的多元可能性是不确定的,人类有责任在我们正在孕育的世界中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正如复杂性科学家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mann)在本辑杂志中所言,在宇宙的共同生成中保持人类作为积极参与者的角色,是我们在未来时代的"神圣"使命。
这必定成为下一个轴心时代的奠基性特征。否则,我们这个物种将丧失为自身存在的时代及其特质命名的一切实质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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