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科技极速发展的当下，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突飞猛进的当代科技，无一不意图超越甚至否定身体。控制论相关理论所引发的“后人类”讨论使得“身体”再次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关注的焦点：尽管饱受批评，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论是否正在成为现实，身体是否终将被科技抛弃，因为“人之所以为人”终究由意识/信息而非身体/物质决定，作为“碳基生物”的人必将走向“硅基生物”甚至为其取代？
回溯历史，18、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的兴起及其殖民主义历史不容忽视地背书了现代性的知识形成，全人类在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或主动或被动地，现代社会已成为今天所有人生活的背景。福柯在《词与物》中通过对西方思想史的剖析，深刻揭示了现代知识构型与此前古典时代的断裂，其中生物学对人体的认识始终奠定着社会科学认识论的底层逻辑。此种认识型将身体固化为一套基于功能组织与生命循环的实证框架，并预设了其作为独立认识论客体的封闭性。这一对实体本体论（substance ontology）的路径依赖，正是安乐哲（Roger Ames）在《萃嶺·第三辑》中所反思的西方传统。与之相对，他提出了“生生论”（zoetology），即关于“生命”本身的思考。确实，中国思想中的身体更接近生生论：身体不是一个现成的“名词”，而是处于永恒生成中的“动名词”。
然而，这种将身体视为动态生成的深刻洞见，在现代社会的技术逻辑面前依然显得边缘且脆弱。尽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界已经有了“身体转向”，反思身体并非沉默、被动的有机体，但这一思想共识并未能有效重塑当代社会的底层逻辑。相反，在互联网经济的强势扩张中，极具实证色彩的身体观被重新加固：身体依然被默认和假想为一个普世的、解剖学意义上的“有机生物体”，并作为可度量、可计算的原始数据，构成了“原子化社会”的运行基础。在人工智能技术高歌猛进的21世纪，主流的计算主义（Computationalism）更是愈发倾向于一种“离身”逻辑。这种“离身论”的幻觉不仅充斥于科幻想象，更深刻影响了技术伦理的走向：如果身体是冗余的，那么数字永生与纯粹算法主体的出现便指日可待。
与此同时，这种视身体为“硬件”的构想也面临着科学范式的挑战。认知科学在20世纪末经历了深刻的“具身转向”(Embodiment Turn)，其核心在于否定了将认知类比为软件、将身体类比为硬件的二元逻辑。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主张心智深植于生理结构与环境互动之中，即所谓的“4E认知”（具身的、嵌入的、生成的、延伸的）。在此视野下，学术界生发出“延展心智”（Extended Mind）乃至“延展身体”（Extended Bodies）的讨论，主张身体过程并不止于皮肤边界，而是通过与环境、工具的物质耦合（material coupling）向外持续扩张。
然而，借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关于身体的敏锐洞察，这类看似激进的“转向”即便否定了心智与身体的二元论，却在本体论层面仍显得不够彻底：如果仅将身体视为一个等待被“延展”的既定客体，便会陷入一种缺乏活性的实证偏见。即便讨论“延展身体”时，这类观点也往往跳不出功能主义的窠臼，倾向于将技术附件、假体或算法视为对生物缺陷的“功能性补偿”或“属性延加”。如拉图尔所说，这种逻辑在本质上依然固守着怀特海（A. N. Whitehead）所指出的 “自然的分叉”：将世界暴力切割为由数学和物理定律支配的第一性质（primary qualities）客观实体，以及由人类感知所构建的、被视为附庸或幻象的第二性质（secondary qualities）。身体由此被简化为一台属于第一性质世界的生理机器（即便是一个可以无限组装零件的复杂机器），而剥离了感知的活性。
与此相反，拉图尔以香水学徒的试嗅训练为例提出，身体并非与生俱来的“硬件”，而是一个“学会受感”（to learn to be affected）的过程。一个初学者虽然有解剖学意义上的“鼻子”，但他无法察觉香水间细微的差异，此时他的身体在气味世界中是沉默、僵死且不存在的。身体的出现，端赖于感官与“气味工具包”（odor kit）等中介物之间的“衔接”（articulation）。在此意义上，“衔接”并非身体执行的功能，而是身体形成的方式。在拉图尔的定义中，“衔接”意味着让原本沉默的身体开始“说话”。这并不是说一个既有的身体学会了发声，而是指在对世界细微差异的响应中，身体作为一种动态涌现的现实被致动（effectuate）出来。这意味着，一个人并不是“拥有”一个身体去执行功能，而是当衔接（无论与香水、红酒还是实验装置）越丰富，各种差异被区分得越细，身体就越鲜活。中介物也不再是外部的物理补偿，而是身体得以分化并产生感知的本体论前提。因此，身体的对立面既不是灵魂也不是技术，而是“无感”与“死寂”：如果一个鼻子不再能察觉差异，它就不再作为身体而存在。通过这种方式，拉图尔将我们从“生理机器”的陈旧范式中唤醒，转而关注在多重衔接中持续生成、充满活性的杂合实体。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及其衍生的传感设备、算法逻辑，不应被视为肉身的替代物。它们的存在并非对既有感官的功能性补偿，而是要求为我们从根本上重构对“人机融合”的理解图景。一旦跳出“第一性质”的实体范式，我们便能发现，正如“试嗅套件”之于“鼻子”，AI算法或传感设备作为新型的感知套件，其功能不在于模拟既有的器官，而在于致动（effectuate）出人类原本无感的知觉领域。在此视野下，“数字化”并不必然导致“离身”，因为身体本身并非一个固着的生物实相，而是在与中介物的持续衔接中，不断得以分化并涌现的活性过程。
这种将身体视为“感应场域的动态生成”而非“静态解剖实体”的视角，与本专辑收录的中国学者的论述产生了深层共振。拉图尔对“自然分叉”的拆解，为我们回看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身体提供了一个契机：中国思想中的身体观远非与当下数字时代脱节的陈旧话语，而是通过“气化”、“感应”等范式的重申，消解了生理实证与心理感知之间的硬性界限，从而与最前沿的技术反思高度共鸣，极大拓宽了我们理解生命与身体的视野。
受邀为《萃嶺·第四辑》写作的学者们，为博古睿研究院中国长期以来的学术挚友或博古睿学者（Berggruen Fellow）。他们有着各异的思想背景，也共享着博古睿研究院的核心使命：在剧烈的技术变革时代，通过跨学科的批判性反思，增进人类对当下大变局的深刻理解。这群思想者共同站在“行星性”的视角，不仅敏锐地捕捉并回应了当代技术带来的“身体危机”，更试图在古典智慧与前沿科技的张力中，为人类应对全球治理即科技迭代带来的重大挑战探索新的思想源泉。
这种探索首先指向了对“真实”的大哉问。刘丰河借由当代技术对身体边界的触动以追问终极问题：何为真实？基于真实，方可明晰“身体”的本质。进而，他着手剥离“自我”与“身体”的惯性绑定。人们习惯于依赖感官所觉来认知，将觉知到的身体视为“我”及我的能力的来源。一旦理清所觉知的变化的身体、不变的觉知和具觉知能力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就认识到“真正的我”是无生无灭的存在，而我们认为的“身体”、“我”实则是存在生灭变化的作用幻相。存在是一切的前提，离开存在，就没有真实，也没有生灭变化的一切。这一认知提醒我们，当技术不断重塑身体边界时，与其忧虑身体的生生灭灭，不如以此为契机，穿透身体这一无常的“所觉”，去认识真正的主体——不变的存在。如此，方可在数字化浪潮中达到彻底的安顿与自我的圆满。
如果说刘丰河主张通过剥离现象来抵达不变的存在，张小星与陈雯则提供了另一条基于实证经验的路径。他们指出，道教中可体验、可验证的身体经验（如气感、内景）并非虚幻的文化象征，而是指向一个与现代科学并行的本体世界。在这一视野下，身体不再是需要被穿透的无常“所觉”，而是聚气感应的关键场所，是通向大道的物质基础。道教并非被动地适应或被现代技术改造，而是主动对其进行“转译”并纳入自身的修行体系。这种由气化而生、且可实证的自洽性，揭示了身体作为一种活性的现实，如何在对世界的精准响应中不断生成其生命实感，为我们在技术时代保有不被数字化逻辑消解的体验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这种对身体自洽性的追求，在儒家视野下被转化为一种基于道德责任的自我塑造。干春松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如何定义自己。他指出，儒家并不将身体视为纯粹的欲望载体，而是将其置于道德修养的“践行”体系中。在数字智能可能超过生物智能的忧虑下，儒家关于“大体”与“小体”的辩证，提示了身体并非一个既定的生物单元，而是一个不断通过道德感应与教化来实现自我的生成过程。这种基于践行的身体观，通过“大体”对“小体”的引导，为技术时代的伦理构建补充了必要的厚度。
如果说儒家是在伦理实践中生成主体，沈卫荣讨论的复数佛教人身观则同时在形而上与修持实践中拓宽了身体维度。大乘佛教通过“色即是空”的洞察，解构了无自性的的物质肉身（色身），认为其只是“五蕴”的聚合。而在密教的“身坛城”和“气脉”的修持中，身体不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与宇宙能量共振感应的精微系统。修习者通过高度发达的密教仪轨，将肉身转化为“胜义身”或“坛城”。这样的“复数”人身观，将身体从生物基质转化为通往证悟的助缘，构建出远比单纯物质躯壳更丰富的生命存在形态的生成路径。
针对数字技术对具身性的消解，陈霞从道教关于“机械、机事与机心”的古典反思出发，批判了技术理性对身体的异化。她指出，当算法逻辑将身体还原为可计算的终端或数据图式时，人作为主体的“具身性”正在丧失。道教通过“形神相守”的修身实践以及对身体“过程性”与“知觉性”的重申，为对抗离身智能的宰制、重建身心内在融合的具身认知提供了系统性的方案。这种实践要求我们回到真实的身心交互中，在与世界的互动中重新生成主体性。
最后，赖立里通过回顾中医与控制论的历史缠绕，反思了将中医身体视为先验实体（与西医解剖学身体并行）的惯常认知。她指出，中医身体并非一个等待被现代技术确证或还原的实体，而是在具体的诊疗实践中，借由“气化”逻辑所生成的关系性现实。在这种视野下，身体既非纯粹的物质，亦非纯粹的信息，而是在诊疗实践中生成：是由医生的感官、诊疗的逻辑、药剂的能量与病人的生命活动等等，卷合在一起的“褶皱”中被折叠出的、暂时的聚合点。在这里，内部与外部、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边界被重新卷合。身体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在医患、技术、理论不断“推搡”和“衔接”的过程中折叠出来的。每一次诊疗都是一次新的褶皱，每一次褶皱都致动出一种特定的身体现实。
综上所述，《萃嶺·第四辑》力图呈现的是中国身体观对“身—心”与“自然—文化”二分的巧妙超越。这些论述共同指明：身体既不是必须捍卫的物质肉身，也不是可以随意丢弃的数字幻相，而是在修行、医疗、礼乐和技术的不断纠缠中，持续感应并生成的活性过程。借用拉图尔的逻辑，身体是通过与各类中介物衔接而被持续“致动”的结果。这种视角不仅瓦解了人工智能时代关于“离身”的普遍焦虑，也超越了单纯将技术视为功能增量的“延展身体”（extended body）逻辑。
在此视野下，“感应”与“生成”重构了当代技术境遇的本体论钥匙。这不仅与第三辑的“共生”讨论遥相呼应，更通过具体的身体讨论，展示了中国古典智慧如何参与构建一种行星性的未来。这套逻辑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拒绝将身体预设为一成不变的终点，而是将其视为在行星性视野下，不断开启新可能的起点。“感应”与“生成”不仅仅是关于身体的某种看法或修辞，而是直接改写了“身体是什么”以及“现实如何构成”等底层逻辑。
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正是在于其可以在各个层面展示“感应”与“生成”的本体论意义。正如道教修行者观想体内的神祗或流动（内景）并非凭空想象，而是通过复杂的仪轨将原本无感的内脏活动转为清晰可见、可感知的内在觉知。中医通过切脉、针灸，将极其细微的气化流动捕捉并放大为诊疗信号，进而对症下药，也是通过多重衔接将身体转到趋向健康的发展方向。当我们以此视角回看人工智能时代，算法逻辑与传感器提供的海量数据反馈，不应被视为对生理极限的外部补偿，反而可以视为参与身体发明的当代“工具包”，它们像气味工具包“激活鼻子”一样，通过新的衔接关系，成为参与身体生成的当代“气化”中介。那些原本超越生理极限的信息，与身体在数字化维度产生新的衔接，甚至可以直接转化为生命体验的一部分。
因此，身体从未真正完工，人工智能时代的身体依然是“正在进行时”。中国思想的独特贡献，在于它在人机衔接的深度褶皱中开启了一套非实质化的生命本体论：它启示我们，在愈发复杂的技术境遇中，人类并非在丢失身体，而是在持续的感应中，不断生成更加敏锐、更具灵性且从未固化的存在形态。
本文系《萃嶺·第四辑》主编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