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迈克尔·科雷特西奥斯（Michael Kratsios）宣布：“特朗普总统给了我们这些在政府中任职的人一项艰巨的任务——复兴我们的国家。”之前的美国领导人都曾谈及道德或精神上的复兴，而特朗普却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以一种本土主义的话语承诺复兴。今天，“复兴”（renewal）呈现出一种新的形式，科雷特西奥斯声称：“我们的技术，以及我们如何利用技术，将成为在这个世纪实现美国国运的工具。”
很少人能预料到，特朗普的第二届政府会如此彻底地转向技术。与此同时，虽然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金融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科雷特西奥斯的前老板）和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等技术寡头似乎已经坚定地与政治右翼结盟，但是这些人身上没有任何所谓的“保守”特质。正如特朗普的前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一月份的一次采访中警告的那样：“你只是一个数字农奴。他们根本不考虑……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数字化的……他们都是超级进步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都是技术封建主义者。他们根本不在乎人类。”班农对此的看法大体是正确的。我们越早明白为什么人类福祉已经脱离了政治的考量范围，我们就能越早开始在这个不断洗牌的政治环境中，从左翼与右翼、自由派与保守派，以及数字“超级进步派”之中找回我们的政治方向。
技术寡头接管美国联邦政府一事看似突如其来。但如果仔细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不过是一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冲突的最新阶段，期间它一直在悄然重塑政治的优先事项。与其说这个新兴的技术派系的敌人是传统的左翼或右翼，不如说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环保主义者，以及他们为限制技术所制定的法规。这种技术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跨越了传统的政治界限，既让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分化为“技术”和“绿色”两个派系，也使得左翼分裂成了“技术解决主义”和“生态”两大阵营。
传统的左翼和右翼关注人类福祉，但当代政治正在被那些声称要捍卫“生命”（Life）本身的人们所重塑。作为当今领先的技术专家之一，马斯克曾声称他正在“积累资源，以帮助生命拓展到多个行星，并将意识之光辉延展至星辰”；而另一方则努力引导生命回归一种“地缚”（earthbound）的稳定。这场日益增长的冲突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双方都将自己定位为“大写的生命”的真正追随者——所有生物的总和被重新构想为一个单一的过程和专有名词。尽管仅就目前而言，马斯克和特朗普领导的MAGA运动似乎已经分道扬镳，但最初将他们拉拢的深层转向依然存在。
然而，今天日益增长的政治鸿沟已然超过了究竟是偏爱技术解决还是生态解决方案，因为这些“大写生命”的新追随者对“大写生命”本身是什么也存在分歧。一方主要将生命视为一个需要扩张和强化的信息过程，而另一方则主要将生命视为一个需要维护和平衡的复杂系统。这些对比鲜明的观点引出了相互对立的政治愿景：一方向上，仰望生命对宇宙的征服；另一方则向下，俯视生命与地球的羁绊。它们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语言和方向，既非左也非右。因此，我建议最好可以用“技术向上”（technological “Up”）和“生态向下”（ecological “Down”）之间的对比来加以概括。
我们越是因为深陷技术性超越和生态性崩溃的两难境地而感到困扰，我们的政治就越会被“上翼”和“下翼”之间关于“生命”本身命运的冲突所重塑。
人类的终结
通过考虑左翼与右翼的起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上翼与下翼的兴起。
我们所谓的西方政治现代性，源于欧洲惨烈的宗教战争遗产。其开端可追溯至近代早期思想家试图规避无休止的神学争议，从而将政治焦点从颂扬上帝转向服务人类（Man）。这意味着采用一种刻意的人类中心主义、注重现世的焦点。由此产生的政治人本主义将以下内容作为其核心原则：人类在本质上是独特的；正是这种独特的人性赋予了人类生命以价值；因而政治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促进人类人性的充分繁荣。（普世的人类理想具有男性特征，这绝非偶然。）
尽管现代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君权主义者和各种各样的保守派都对人类的人性有着不同的定义，但他们都同意：政治应该努力表达人性的高尚之处，同时也要尊重人类的局限性。正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经说过的那样：“一个人必须在上帝和人之间做出选择。所有‘激进派’和‘进步派’——从最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到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都选择了人。”
1789年，法国大革命首次按座位偏好来区隔政治倾向。自那以后，左翼人士通常认为，人类有能力创造比现有秩序更加普世、公正和理性的政治秩序。与此同时，右翼人士则倾向于接受一定程度的不平等、非理性和分裂，并将其视为人类脆弱性的必然结果。然而，尽管左右翼之间存在激烈的争论，所有人都同意：政治应该围绕人类及其需求展开。事实上，这种人本主义的政治共识是如此强大，以至于直到20世纪，它的一些最激烈的批评者，比如哲学家（和前纳粹分子）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也只是抗议说“之所以反对人本主义，是因为它没有将人类的‘人道’（humanitas）置于足够高的位置”。与此同时，另一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则不无讽刺地回忆道：“曾有一段时间，人们支持由国家社会主义所代表的人本主义价值观，甚至斯大林主义者也说他们是人本主义者。”
尽管政治人本主义的理念已深深嵌入西方哲学的根基，但在19世纪，使人相信人类具有特殊性的根本原因却迅速瓦解。化学揭示了人类拥有与其他任何事物都一样的组成元素，而神经生理学、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等新兴领域则揭示了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相似性以及相互依赖性——它们都远超先前的认知。
到20世纪初，科学家们开始放弃他们长达几个世纪寻找赋予生命活力的物质的努力。相反，他们逐渐得出的结论是，生物的本质不在于其物质的实体，而在于其物质的组成方式。转折点出现在1943年，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生命以负熵为食”。在十年内，“负熵”（negative entropy）这一概念被重新命名为“信息”，由此开启了对人类和其他生物本质的根本性理解——他们均可被视为“复杂的信息处理系统”。
“生命”的崛起
许多思想流派可能都促成了“生命”意识的崛起，但直到20世纪中叶，这些发展才融合为一个连贯的整体。1948年，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引入了“控制论”（cybernetics）一词，用来描述一门全新的科学超级学科，后者致力于研究复杂系统如何在充满敌意的宇宙中生存。维纳想探寻的问题是，当热力学第二定律不可避免地将差异消解为同一性时，为什么某些系统能处理信息，从而使之获得维持系统复杂性所需的能量？他提议将“生命”一词扩展到所有熵流暂时逆转的地方。维纳称生物体占据了“一个身处在垂死世界中的岛屿”（an island here and now in a dying world）。他因而提议将“生命”的含义延展到“涵盖所有在局部逆流而上、对抗熵增的现象”。
图左：宇宙、生命；图右：低熵/高复杂性、高熵/低复杂性
当我们用这些术语重新思考时，生命明显构成了一个越来越复杂的连续统（continuum），其存在状态介于晶体和病毒之间。从这里开始，“生命”扩展到包括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生物、这些生物形成的生态系统，以及构成行星生态圈的共生生态系统群。与此同时，通过将生物重新定义为复杂的信息处理系统，人造物品也能被纳入到同一个连续统上。从不起眼的恒温器到模拟和数字计算机，再到人类通信网络、社会和经济，所有事物都可以在同一条轴线上被赋予自己的位置。
20世纪60年代新的控制论系统生态学很快揭示，维持这些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流都是相互关联的。在20世纪70年代，“生命”本身被视作由多个子系统组成的系统，这其中包括溯流而上对抗熵增的人类、人类技术产品和所有地缚生物。
从左至右，从简单到复杂的生命（未按比例绘制）：晶体、恒温器、病毒、模拟计算机、单细胞生物、数字计算机、后生动物、人类、人类社会、超级有机体、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地球系统、技术圈
到20世纪70年代末，控制论的影响变得无处不在，以至于该领域的边界逐渐消解，并催生了数十个子学科。尽管控制论的许多后继者都将世界视为复杂的信息处理系统，但有些人更倾向于关注“生命”的复杂系统一面。因为每个复杂系统都需要持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流，所以不存在可以完全脱离其环境来理解的系统。这些环境又反过来构成了自己的系统，而这些系统又有它们自己的环境。
左图：前控制论时代的整体论预感、威廉·德怀特·比林，“全环境复合体图示”（1952）。右图：后控制论时代的功能互联映射、霍华德·T.奥德姆，“树的功能模型”（1983）
一旦你开始想象这些系统-环境的耦合，你很快就会清楚“万物皆相联”——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的生态学第一定律。控制论为康芒纳等生态学家提供了一套新的工具，从而更精确地解析这些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这反过来又帮助塑造了新的领域，如系统生态学、地球系统科学，以及（或许最著名的）詹姆斯·拉伍洛克（James Lovelock）和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的“盖娅假说”，拉伍洛克简单称其为“比‘具有稳态趋势的生物控制论系统’更方便的术语”。
与此同时，另有一些人对“大写生命”的信息处理过程更感兴趣。到20世纪60年代，一些研究人员开始得出结论，即大脑和机器表现出结构上相似的信息处理模式。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研究和生物信息学等新兴领域开始研究这些相关性。到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工程和信息科学领域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承认人类大脑和硅晶片中发生的计算存在任何功能性差异。当复杂系统学派深陷与“大写生命”的纠缠时，专注于信息处理的学者则日益疏离有机世界，走向极致的抽象化。
若非20世纪60至70年代的环境危机，控制论的两大分支或许仍会继续彼此渐行渐远。但面对燃烧的河流、致命的雾霾、酸雨和日益扩大的臭氧层空洞，早期计算机化的世界系统模型使许多人确信：全球文明的规模已开始侵蚀行星的宜居性。
面对人类正在造成的危害，复杂系统的支持者提出，应当限制人类增长，以实现在有限的星球上维持生命——这意味着他们将焦点从狭隘地关注人类繁荣，转移到了全面理解人类与“生命”其他部分的关系上。前文提及的拉伍洛克将他的观点变化比作一种皈依的经历，他后来回忆道：“我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她（盖娅）的眼睛看事物。就像扔掉一件旧外套似的，我慢慢地放弃了我对人本主义基督教信仰的忠诚，即人类的福祉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我开始将我们所有人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它无意识地维系着地球这片舒适的家园。我们人类并没有特殊的权利，只有对盖娅共同体的义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那些对盖娅复杂纠葛的群落怀有类似非人类中心主义关怀的人，逐渐自我认同为“后人类主义者”（posthumanists）。
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的可持续性危机也同样影响到了从控制论中追求信息处理路径的人——只不过他们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当后人类主义者将保护地球生态圈相互维系的完整性视为优先事项时，一群自称为“超人类主义者”（transhumanists）的人则将地球生物学的界限视为需要被克服的技术挑战，而非需遵守的限制。超人类主义者寻求升级身体、将其与机器融合，并最终抛弃肉体的负担，享受纯粹数字存在无拘无束的永生。
超人类主义者认为，如果地球无法维持无限增长，那么生命的未来必须在地球之外。与努力实现深层次生态纠葛的后人类主义愿景不同，超人类主义者将人类的独创性视为“生命”为自己建造的逃生舱，以摆脱所有困住它的地球束缚。
上/下之分
据我所知，第一个提出用上/下二分法补充左/右翼的人是超人类主义者的先驱FM-2030（原名Fereydoon Esfandiary）。他于1973年发布的开创性宣言《上翼者》（Up-Wingers）驳斥了左右翼的人类中心主义，转而宣称“‘大写生命’本身是最大的革命”。FM-2030从不含蓄，他用“向上者（Up）”来囊括所有认同其超人类主义生命未来愿景的人，而将“向下者（Down）”作为一个统称，指代所有被超人类主义甩在身后的人。
本文重新利用上/下之分，并提供了一种更细致的方式来分析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的优先事项。我继续使用“上”来指代广义上的超人类主义，狭义地使用“下”来描述具体的后人类主义立场。这意味着上/下之分并不涵盖整个当代政治领域。相反，它只适用于那些已经将人类重新构想为复杂的信息处理系统，并在此过程中将他们的政治忠诚从“人类”转移到“生命”的人。
从上至下：“生命”；由左及右：人类
左/右翼偏向人类中心主义，而上/下则是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c）。上与下之间的决定性张力不仅在于倾向技术还是生态；在更深的层次上，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主要是从信息还是系统的角度来认识“大写生命”。因此，上/下之分独立于左/右之分，源于将人类重塑为复杂信息处理系统的本体论转变。这使得下翼思维与源于佛教或原住民（indigenous）本体论的类似立场相辅相成，但最终又有所不同。
与左/右之分的情况一样，上/下之别也存在一个光谱，中间区域相对温和，向两极逐渐过渡至极端的状态。
与此同时，这种划分可与现有的左/右光谱叠加——至少到某个临界点为止。超过此点后，关于生命未来的构想将不再与人类繁荣兼容，并彻底失去左/右政治阵营的意义。
从上至下：一些
从上至下：一些AI的CEO、加速主义者、长期主义者、地球优先！、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灭世生态恐怖主义者；由左及右：平等超人类主义者、深绿、火星的未来皇帝、自然疗法保守派
下翼的智慧
下翼思维（Down-wing thinking）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拥抱短暂、有限和自我限制的属性。维纳将生命重塑为“一个身处在垂死世界中的岛屿”时，将悲剧精神置于控制论的核心——下翼思维恰恰提炼了这一点。正如维纳所说，下翼植根于这样的信念：“就像红皇后（来自《爱丽丝梦游仙境》），若不全力奔跑，我们就无法停留在原地。我们不是为了在无限的未来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奋斗。能够存在、能够继续存在、曾经存在过，就是最大的胜利。这不是失败主义，而是一种悲剧感。在这个世界中，必然性表现为差异不可避免地消失。”
到20世纪70年代，系统科学家们清楚地认识到，尽管整个行星系统拥有非凡的自我稳定能力，但它同样拥有那种可能将看似微小的扰动放大为行星级灾难的正反馈回路——新发现的微量氟氯烃（CFC）与不断扩大的臭氧层空洞之间的联系，证实了这一点。
下翼从系统科学中汲取思想养分，他们敏锐地认识到复杂的互联性如何消解人类主宰自然的努力。微生物学家、下翼的杰出人物林恩·马古利斯提出：“无论我们自己的物种多么让我们着迷，生命始终是一个远比我们更广阔的系统。生命是物质和能量在数百万个物种之间（以及我们皮肤内外）形成的极其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从“大写生命”本身的视角来审视，现代人类的进步实则造成了巨大的净损失——它用复杂且同质的人类社会取代了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而这些社会赖以维系的基石，正是被杀虫剂浸湿的单一作物农业荒漠。
下翼警告说，尽管复杂系统表现出了非凡的适应能力，但当它们达到难以预先识别——甚至根本无法识别的临界点时，复杂系统也将面临灾难性的崩溃风险。这需要基于如下意识谨慎地限制自我，正如复杂性理论家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曾警告的那样：“你自认为最稳健的步伐，后续可能会引发将你席卷而去的洪水——无论是你或是任何人，都无法预知哪一粒沙会触发微小抑或是灾难性的巨变。”
最终，这种悲剧感、脆弱感和责任感混合在一起，使下翼者将“智慧”（wisdom）视为他们的首要美德（virtue）。如果“狡黠”（cunning）意味着能够利用系统获得即时的个人利益，那么“智慧”则意味着尊重维持系统完整性、保障成员福祉的模式。在下翼的用法中，智慧已经成为一种综合能力的指称——它能识别系统如何在时间推移中维护自我、修复自我，并抵制为短期扩张而牺牲长期生存的诱惑。
当人文主义者花了几个世纪试图找出人类的决定性特征时，下翼者在智慧中找到了一种所有复杂系统共有的美德。讽刺的是，这意味着许多细菌群落比现代人类社区在系统上要智慧得多。最终，这种意义上的智慧将使人类认识到，地球的复杂性常常会挫败有目的的人类干预。因此，明智之举是接受这一局限性：我们仅能寻求与“大写生命”的其他部分建立可持续的共生模式，并深知即便如此，也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上翼的智能
当下翼拥抱生命复杂系统的一面时，上翼则优先考虑其信息处理的维度。如果说，下翼偏爱为服务生命而选择自我限制的智慧悲剧精神，那么上翼则构想了一个因生命无限拓宽而延展的英雄主义式未来。当下翼将地球“大写生命”的历史视为近四十亿年维持稳态的斗争时，上翼则看到了信息处理能力的持续增长。超人类主义者或许渴望升级人类基因组或与机器融合，但他们终究仅仅将人类构想为“大写生命”从黏菌走向星辰旅程中的一个重要垫脚石而已。
尽管上翼人士将人类视为所谓地球的“认知巅峰”（apex cogitator），但这种价值源于他们相信人类将创造出比自身更伟大的东西。无论这种对待“大写生命”的方式多么奇怪，但它至少是自洽的。一旦你接受了“大写生命”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处理模式，并且相信它既可以在肉体中，也可以在二进制中顺利运行，那么“大写生命”征服宇宙的构想就会合乎逻辑地展开。如果你将“心智即大脑，大脑即机器”视为公理，那么从有机生物学到计算基质的跃迁，就可以被视为生命必须通过的狭窄通道——唯有穿过此间缝隙，方可解锁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宇宙。
当下翼将智慧视为引导“大写生命”恢复平衡的美德时，上翼则将“智能”（intelligence）作为生命逃脱的关键。然而，尽管智慧本质上是自我限制的，但上翼认为智能是可以无限扩展的。因为要做到真正的明智，需要认识到自己理解的局限性。早在1956年，符号逻辑的证明程序“逻辑理论家”（the Logic Theorist）的设计者就明确将他们的成就描述为一种新型的复杂信息处理系统。同年夏天，在达特茅斯举行的著名会议推广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词，用以描述这种体外认知。
同时代的人们很快意识到，如果人类智能最具决定性的某些特质（比如解决符号逻辑证明的能力）可以被机器复刻，那么在原则上就应该可以制造出远超人类智能的存在。1962年，阿兰·图灵（Alan Turing）的一位前同事数学家I. J. 古德（I. J. Good）提出了一个著名猜想：如果构建智能机器的能力本身是智能的一个功能，而人类有能力构建一个与自身相当的人工智能，那么由此产生的机器则应能够继续进行自我改进。
因为人工或体外智能缺乏人体的硬件限制，原则上它可以以一种递归的方式自我改进，从而迅速将人类的认知能力甩在身后。其结果将是古德所说的“智能爆炸”（intelligence explosion），而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对“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爆炸”的想象被重新命名为“奇点”（the Singularity）。在这里，奇点标志着“大写生命”的信息处理能力缓慢积累的指数曲线达到拐点，并开始向无限飞速飙升。
最近，创造一个与人类等效、无所不能的信息处理系统的目标又被重新定义为追求“通用人工智能”（AGI）。与此同时，在奇点彼岸出现的超验心智则被重新命名为更平淡的“人工超级智能”（ASI）。尽管上翼和下翼重视不同的东西，但在这里，若以超级智能的假设极限为尺度，人类的表现显然远不尽如人意。
尽管如此，仍需强调的是，上翼不一定反生态。对于许多上翼者来说，他们的最高目标仍然是确保盖娅对熵的逆转不会仅仅在地球上消亡，而是传播到整个宇宙。他们构想了一个由冰冷死寂的物质构成的宇宙，被无数的数字生命体唤醒意识——这种“大写生命”可以以近乎无限广阔的尺度和更快的速度存在，这在地球生态圈脆弱的薄膜中是永远不可能的。
上下冲突
半个多世纪以来，下翼者一直认为：人类必须缩小他们的行动范围，以使行星“大写生命”恢复可持续的平衡。与此同时，上翼者则谴责下翼被动接受行星增长的限制，“而没有首先审视技术的限度”，正如“纳米技术”一词的创造者、工程师K. 埃里克·德雷克斯勒（K. Eric Drexler）曾说的那样。因为，远超人类的地球系统复杂性很可能只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著名的超人类主义者马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则将“智能”定义为“完成复杂目标的能力”。如果我们接受这一观点，那么“人工超级智能=完成超级复杂目标的能力”。
泰格马克和其他超人类主义者早已将他们的目光从单纯修复生态圈，转向了另一重思考：人工超级智能究竟能够殖民（colonizing）宇宙的多少区域？反过来，这些推测进而催生了另一种粗略估算：自此刻直至所有质子最终衰变期间，到底能够模拟出多少有价值的“类人生命”（human-like lives）。（超人类主义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认为答案是10的58次方。）对于这些人来说，认为这种跨越宇宙的智能会难以修复人类对地球生态圈造成的任何伤害，简直可笑至极。即将到来的超级智能有望使这种超级复杂性变得微不足道。（事实上，这是一个同义反复，但这似乎并没有困扰上翼者。）
无论近期的经济或生态代价是什么，所有上翼者所要做的，就是让经济和技术进步的连锁齿轮持续运转，直到它们触发智能爆炸。紧接着，如果在奇点彼岸，有机生物的世界仍然重要，那么对即将到来的人工超级智能而言，修复所有已造成的生态损害将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事情。虽然要让那些在通往超越之路中牺牲的数以亿计的人类亡魂重生或许更为困难，但当他们的牺牲为生命开辟出跨越宇宙的“大写生命”的未来，这些生命的价值便显得微不足道了。正如著名的奇点主义者、人工智能安全研究员埃利泽·尤德科夫斯基（Eliezer Yudkowsky）曾说的：“我们唯一的责任是创造出比我们更聪明的东西；除此之外的任何问题都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
最终，极上和极下的极端立场不仅不相容，还是相互敌对的。如果极上将人类视为“大写生命”挣脱生物学桎梏的载体这一想法是正确的，那么极下主张放弃技术掌控、追求行星稳态的驱动力，无异于将“大写生命”无谓地禁锢于地球直至消亡。然而，如果极下在怀疑人类能动性的极限方面是正确的，那么极上为了进步而愿意释放的生态浩劫，则可能在“大写生命”本该存续的数十亿年之前，就结束地球上复杂的“大写生命”。上翼承诺一切都可以被改善，而下翼则警告一切都可以被轻易摧毁。
今天，最有影响力的科技巨头都是坚定的上翼者。如果像马斯克、彼得·泰尔、马克·安德森、马克·扎克伯格和杰夫·贝佐斯这样的人选择与MAGA运动为伍，那并非因为他们在政治上从左翼转向了右翼。相反，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特朗普既缺乏兴趣，也不具备必要的管理能力来遏制他们推动技术进步的冲动——这种冲动要么会使生态崩溃，要么会带来超越性的突破。尽管特朗普和马斯克之间异常密切的联系似乎以最灾难性的方式破裂了（考虑到二人的独特个性，这也是可预测的），但这并没有改变最初让他们走到一起的潜在逻辑，也没有改变事实本身——正如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恰当地指出的那样，“特朗普和马斯克的命运仍然交织在一起”。
未来将会怎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下翼者已经认识到，维持地球“大写生命”唯一可靠的方法，便是将人类重新融入地球系统的循环并尊重行星的边界。相比之下，上翼者则追求无限增长，他们在自由主义右翼中找到了契合的盟友，并准备从像鸡蛋一样的生物圈中破壳而出，将有机生命的废墟留在身后。
我担心的是，无论是想让盖娅恢复稳态，还是想逃离地球和肉体的混乱，上/下二分的两个极端都已经为合法化某种大规模死亡奠定了基础——甚至可能超越20世纪最严重的大屠杀。这是因为，尽管是相背而行，极上和极下都趋同于这样一种信念，即血肉之躯的人类在“大写生命”的未来中几乎没有一席之地。无论你将人类视为一种生态癌症，还是用马斯克的话说，仅仅是一个“生物引导加载程序（bootloader）”；同样清楚的是，人类灭绝并非世界末日，而很可能为“大写生命”本身创造更大的价值。
随着森林燃烧、冰盖融化和新的人工智能系统不断超越人类能力，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日益被困在技术超越和生态崩溃之间的世界。这是一个极端的时代，而今天全球极右翼的崛起可能很快会被新的极端主义所超越：他们既可能是试图摆脱人类生物学的极上翼者，也可能是主张把“种族灭绝”作为“生态灭绝”解决方案的极下翼者。
近期亟待完成的一项紧迫任务，是建立新型联盟，它们必须足够稳固，才能够抵抗上翼和下翼日益加剧的极端主义。这需要说服那些仍然属于现代政治左翼和右翼的人认识到：任何人类繁荣的愿景，若不考虑人类的生态纠葛、技术影响以及“大写生命”本身更广泛的需求，都注定难以实现。
另外，在帮助人类主义者拓宽视野的同时，还要在介于中间区间的上/下翼之间建立更好的联系。许多上翼和下翼者仍然渴望跨越他们的分歧，朝着大致相似的目标共同努力。在左与右、上与下的两个轴线上，我们仍有很大的空间建立合作，为人类和整个“大写生命”描绘一个更繁荣、更持久和更开放的未来。
最终，“上/下”分野最深远的启示或许是：技术主义与生态主义对生命本身的处理方式，其差异可能远小于我们的想象。光谱的两极如同镜像般相似——它们同样急切地期望人类为“大写生命”的更高目标让位；而光谱的中段则展现出广阔的交叠区域：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化了我们对复杂行星系统的认知，反之亦然。正是在上翼与下翼思潮交融的汇合地带，一种真正服务于所有“大写生命”的进步政治才会孕育生长。
李晨舟译。Noema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