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上半年一次偶然的聊天中，我向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刘哲老师提出，哲学系应该要求本科生都选修一门生物学课程。大概当时他正在研究生物伦理的问题，对我的提议给了一个很积极的响应——邀请我去他们系一个系列演讲作报告。不巧当年北大主办世界哲学大会。他们为此全体总动员，一直也没有安排出时间。但他言而有信，一直记得这个邀请。后来，他作为北大博古睿研究中心的联席主任，安排我作为该中心组织的“博古睿讲座系列”的首讲嘉宾，我的演讲题目是《人是生物——人类变革的出发点》。

在生物圈子之外我曾经做过不同的演讲。那些多与我所从事的生物研究和教育有关。而到博古睿中心演讲对我而言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面对的绝大多数是人文学者，而且讲人类变革。虽然，一方面在家庭里面临过孩子教育问题，另一方面在实验室又面对着研究生培养问题，我从2006年前后就开始从生物角度思考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背后可能涵括的道理，但要把自己想过的很多事情在1个小时之内讲出一点道理，这是一件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为了这场演讲，我还是花了不少时间，反复考虑怎么讲。之后，从现场听众的提问和博古睿中心团队推出的内容来看，好像效果还不错。

为什么生命的规律可以作为人类行为规范的是非判断的终极依据？

生命的规律
大概因为这次演讲，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的宋冰主任安排她的团队和我商量是不是能够参加中心的一些活动。通过不同渠道的了解，我发现博古睿研究院致力于搭建全球对话平台、推动跨文化交流、培育新的思想理念，寻找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变革的新动力。这种使命恰好与我的一些思考不谋而合。我认为，随着对生命本质的了解越来越多，人们大概可以而且也应该从生命基本规律的角度，来解读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背后的道理，为人类行为规范的是非判断寻找一个新的终极依据。于是，从今年秋季开始，我成为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为期一年的研究员（编者注：博古睿学者）。作为研究员的工作之一，就是参与博古睿研究院“人类变革”项目的各类活动，并在这个过程中拓展自己的视野，也提供自己对“人类变革”问题的思考。在“睿的n次方”开设这个专栏，也是我参与“人类变革”项目研究的一个内容。在这个专栏中，我将向大家介绍我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与观点，帮助大家理解，为什么我会认为生命的规律可以作为人类行为规范的是非判断的终极依据。

作为这个专栏系列短文的开篇，我想先和大家一起追问一个问题。很多人可能都知道，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曾经在总结人类文明的历史时，提出过“轴心时代”的概念。这个概念所指的是，在公元前600—800年，即迄今2600年到2800年之间，在地球上不同的地区，主要是现在的中国、印度、伊朗、巴勒斯坦、希腊，都出现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或者说是各有特色的观念体系。比如，中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古印度的佛教、古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教和古希腊的各种哲学流派。而现代人类社会讨论“文明”，或者讨论人类行为规范背后的是非判断，都会从这个时代的不同观念体系中去寻找源头。

先民们在10000多年的时间中都生存下来了，为什么突然到了公元前600—800年，不同地区的人类居群又不约而同地发展出“轴心时代”中所描述的不同“文明”呢？

贾雷德·戴蒙德 & 雅斯贝尔斯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这种历史叙事一直以为是天经地义。可是，2008年一趟以色列之行，让我好奇犹太教或者是闪米特人的起源。在读了我的同事陶乐天教授送我的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了解到人类农耕文明已经有13000年历史之后，我脑子里逐步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说人类处于渔猎采集阶段时，生存模式与其他动物没有太多差别的话。进入农耕之后，人们定居在一起共同生活，这时的生存模式与采猎阶段出现了实质性不同，那么，后者的行为规范应该不再适用于定居的农耕生活了。只有形成不同的行为规范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这时我们不禁要问，人类从进入农耕文明到“轴心时代”出现之前的10000多年时间里，人类先民当时的行为规范是什么？又是根据什么形成的呢？

10000多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先民们显然是生存下来了，否则不可能有后人来创造“轴心时代”。同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既然他们在10000多年的时间中都生存下来了，为什么突然到了公元前600—800年期间，不同地区的人类居群又不约而同地发展出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中所描述的不同“文明”呢？

我的历史知识非常有限。在我所了解的当今社会人们所讨论的文明或者文明冲突的话语中，“文明”的时间尺度基本上都是在“轴心时代”以降，即2600—2800年范围内；而空间尺度则基本上都是在欧亚大陆几大文明起源中心向周边扩张或收缩的范围。或许是受到生物研究经历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演化观念影响，我总觉得要理解一个现象，一定要追根溯源。要了解“去脉”，不可不知道“来龙”。否则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我想尝试为理解人类生存方式提供新的视角和理念，就是看待人类生存的时间尺度上的变革——从10的3次方年，转变到10的9次方年。

10的9次方年
所谓的“文明”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要了解“文明”，恐怕就不能不了解人类。人类是什么？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人类不过是一种动物。无论人类以什么方式生存，核心的问题是生存。那么什么叫“生存”？这是一个生物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或者历史的问题？如果从生物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生存，这个问题的时间尺度恐怕就不只是2600—2800年这个范围，也不是13000年这个范围了，而最少可以追溯到30亿年之前地球上出现最早的细胞开始——因为每一个细胞都有它的“生存”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我发现，我们讨论人类生存问题的时间尺度就变成为一个很好记忆的“10的10次方年”的系列，即从10的0次方年（即一年）一直数到10的10次方年（百亿年）这11个时间节点（图1）。从这个11个时间节点我们可以看到，“轴心时代”所讨论的人类生存问题，只是在10的3次方年，即千年这个数量级上；而从生命的角度来讨论人类生存问题，我们起码有10的9次方年，即十亿年的数量级范围。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在博古睿研究院“人类变革”项目中，我能提出的一个“变革”，就是看待人类生存的时间尺度上的变革——从10的3次方年，转变到10的9次方年。我的《白话》这个专栏，就是希望能帮助大家从这个新的时间尺度上，看看能不能为理解人类生存方式提供新的视角和理念。

 图1

今年7月，我参加了博古睿中国中心与财新国际联合主办的“世界思想家系列”首场活动，那场直播邀请的嘉宾正是著名作家贾雷德·戴蒙德。在对谈人之一的宋冰对戴蒙德的介绍中，提到他的很多著作的意义都是timely and timeless，即既是当下的，又是永恒的。我觉得这种表述，描述了一种对于一个作家而言非常难以企及的境界。我还没有时间阅读他们提及的新书《剧变》，但我相信《枪炮、病菌与钢铁》对于这一评价当之无愧。这让人不禁又想到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作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我想至少一定要包含每个人的生存都不可或缺的要素。什么是每个人的生存都不可或缺的呢？活着。可是什么叫“活”？不知道有多少人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的答案都是什么。我将在下一篇与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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